“医政”是指国家依法根据国家权力，对社会医事领域的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它是国家行政的一部分，本文主要指民国政府关于中医教育的“医政”。
虽然中医教育管理在古代是医政的重要内容，但近代随着行政职能的分化，中医教育管理不再作为“医政”问题。由于中医教育与中医医政关系密切，仍将其视为“医政”一部分。
随着清末的西医东渐，西医学校之建立，中国传统医学培养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本文拟从《医界春秋》等民国文献的梳理入手，尽可能理解中医对当时“医政”切身感受和真实声音，以探究民国时期中医教育在国家管控背景下的图存求变及其面临的转型困境。
一、社会舆论中传统中医教育的缺陷据医史学家考证，中国古代最早的医学校要比西方的萨勒诺医学校早几乎三百年，但从广义的医学教育而言，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医学院校，只是一定意义上的“学在官府”。社会上大量民间医生的培养仍以家传、师徒传授或自学为主，对从医的资格无严格的培养和选拔机制，这造成中医群体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即使到晚近的明清时期，官方对医疗市场业医者的资格审定与医疗市场管理等几乎没有措施与规范。医学这一职业不仅具有较大的开放性，甚至几无制度门槛。
从晚清至民国，医院和学校的建立，中医传统培养模式越来越受到外界的质疑。早期来华的西方人士普遍发觉“中国医学废弛，流品最杂，无专门医学”。传教士麦高温对中医获得行医资格如此简单感到十分诧异。他观察到，在中国，“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人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公开行医。中国没有大学考试，医院，没有对医药学和解剖学的研究，行医也不需要烦人的执照。只要那个人有一件长衫，一副有学识的面孔——就像在英国常见到的那种人一样，以及对于汤药和成药的肤浅知识，他随时都可以治疗令西医一流的内科医生头痛的疑难杂症。”麦氏用似扬实抑的语言流露对中医行医能力讽刺。
另一位传教士合信对比了中西教育后指出中医不如西医的原因：“西国医士，必须屡经考试，取列有名，方准行世。其贵如中国举人文探究进士之名，其法略如中国考取文士之例子，所以习之者精益求精。中国医士人自为之，不经官考，不加显荣，此不精之故也。”面对西人对中医医疗资格与能力的质疑与批判，国人也不得不正视中西教育的差异，进而自我反思。清代梁达樵在《辨证求真》中指出，中国是“举国皆医”，“无论九流三教，科甲举贡生员，读书不第，涉猎医书，皆称儒医”;西国则是“选少年聪颖子弟，入院读医书，学人形图，究五脏生长，审六腑气化，明大经大络筋骨窍道气血隧道，知化学，考药石，制药水，学成乃得与试，如超拔高等，国中荣之。有毕业纸，然后挂牌医人。
在他们看来，正因为没有系统的培养机制、严格的资格认定和准入机制，造成游方郎中、江湖术士“应运而生”。这不仅危害着国人的生存与健康，也毁坏了中医的声誉。晚清士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担忧地指出：“今之医者类多读书不就，商贾无资，稍猎方书，藉谋衣食，偶然奏效，便负神奇。逞其聪明，高其声价，以谬传谬，以盲引盲。……此所以谚有‘不药为中医’之说也。”
作为较早睁眼看西医之人，郑观应开出的“药方”是，医院制度，在全国各地“医院，考选名医，充当院长”，医院为办学基地，学生需通过严格考试方能入院学习，毕业经过考核合格后方能行医，对于“无照而私自悬壶，草菅人命者，重惩不贷”。
郑氏希冀通过引进西方的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以改变中国历来“自由习医”的传统。在质疑声和行业危机感中，中医界发出了“非出刊物不足以唤醒醉梦，非办医校不足以剔除积弊”的呼声。因此在争取中医生存发展空间的行动中，除了集会、请愿等应急性举措外，组织学会、创办期刊、开办中医学校等渐而成为中医界适应现代转型的常规措施。毫无疑问，外界的质疑和自我反思是中医教育转型最深层动因，但仅仅如此可能未必引发有效变革。而当中医面临政府的行政干预，面临生存合法性挑战时，才直接促发了中医教育的近代转型。
二、“医政”：国家管控与近代中医教育面临的压力与组学会、办期刊等行为相比，中医教育因其涉及对象多、影响面大，最易成为外界评判和政府“医政”的管控对象。民国政府满腔热情希冀构建新的国家体制，以适应时代潮流。在此背景下，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知识精英被吸纳进政府。在卫生行政部门，话语权基本上控制在这些具有西方教育背景或受西式教育影响的人士手中。他们在医学教育上有明显抑中扬西之倾向。因此，中医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国家“医政”的巨大压力。
年7月，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参照日本学制，制定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令各界不解的是，有关医药学教育的部分没有中医药方面的规定，即所谓“民国元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中医界对此反响激烈，以多种形式表达他们的不满。次年，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表示：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北洋政府虽对中医教育加入现代学校系统问题上未作让步，但允许中医药类学校立案。此后较短的一个时期内，各地私立中医学校纷纷建立，如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等基本上均于此前后设立。
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医界对新政府之于中医的扶持寄于厚望，纷纷撰文施议，以为改变中医命运的时机已至。被视为中医界喉舌的主流杂志——《医界春秋》甚至专门“为扶植国医教育事”呈文南京政府。不过，在当时卫生行政格局下，此议毫无疑问地遭受冷遇。
年5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主张废止中医的留日派把持卫生当局，汪企张在会上首发废止中医言论。次年2月，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声称“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废止中医案”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强烈抗议，中医界迅15人文探究速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会，并向南京当局请愿。迫于各方面压力，南京政府不得不暂搁置提案。然而一个月后，中医人士还未来得及为抗争成果感到欣慰，教育部就中医教育问题颁发的第八号公告，犹如致命一击。
于年4月颁发的公告中虽对中医人士“鉴于外邦医学之昌明，与夫国内医校之设立，间有仿设中医学校，图谋改进，以期竞美”的行动表示赞许，但又以现有之中医学校“其讲授与实验，既不以科学为基础，学习者以资格与程度，亦未经定有标准”为由，表示中医学校不便在学制系统之内，以后不用呈报教育机关立案而只需在民政系统立案，以社团视之，这实际上否认了中医学校作为现代教育机构的功能。公告还以中医学校无论在讲授、实验还是培养年限上都与西医学校差距较大为由，要求中医学校不能称为“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是年8月，教育部再次严令取缔中医学校，禁止面向社会招生。教育部的规定引发了新一轮争取中医教育合法性的抗争运动。不久，在蒋介石等人做出中医不可废的表态后，教育部公告被迫撤销。然而，国民政府对中医学校教育的必要性始终不予正视，抑制之理由更是花样迭出。年3月，教育部又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学社”。
教育部的一份文件声称，此举是从为中医“着想”出发。官员们告诫中医界，不要急于设立学校，而应先成立中医学社，作为学术团体存在较好，并承诺此举“非摒弃中医于学校系统之外”，只要“将来中医由学社之研究，成为精密有系统之学说”，那么各学校必将争相采用，因而毋庸为更名担心。年1月22日，被中医界千呼万唤的《中医条例》公布。不过，此《条例》仅白癜风应该怎么样治疗香港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